就在延安的毛泽东、苏北的刘少奇积极为皖南部队突围苦思冥想的时候，身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周恩来更加繁忙。

1月7日，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转来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被围的告急电后，愤慨万分，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斐提出抗议，并严正声明：

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1月11日，周恩来出席了《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庆祝晚会。

在此期间，他接到新四军被包围、袭击的急电，立即在会上宣布皖南事变，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遥祝新四军冲破重围和黑暗。

突然，饭厅里的电灯全部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才又了亮起来。

周恩来激励大家说：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

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

随后，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次日报道他在发言中透露新四军北移中受到包围袭击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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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旧址旧照。

当晚，周恩来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

第二天，周恩来即收到中共中央来电：

新四军在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于是，周恩来立即发动中共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分别向国民党元老和抗战派、国共以外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的反共阴谋。

1月14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同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商谈。

崔可夫建议:

一是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到江北后如蒋继续逼你们北上，可提出鉴于皖南事变，江苏境内国民党军须全数离境作为安全北上的条件；

二是江南视情况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在民间”。

他还说，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

周恩来即刻将谈话情况电告延安，并就崔可夫要求将我国内情况特别是国共关系随时通知一事进行请示。

毛泽东答复:

可以告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请求其速令包围新四军的部队立即停止攻击、撤围、让路。

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北移新四军的突围，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一意孤行，仍向新四军发动了总攻。

面对比自己多五、六倍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处置失措，弹尽粮绝，基本覆没。

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提出：

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他指出：

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实行这种政策。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一下子把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

在重庆的周恩来，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皖南事变策划者之一的何应钦: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随即，周恩来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估计国民党命令公布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立即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当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

就这还不放心，当天晚上十点多钟，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新华日报》的大样。

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新闻检查所派来的人看的，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的题词手迹。

在红岩办事处，周恩来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

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力量，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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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在《新华日报》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一条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在第三版占五栏的位置，是一首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躲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后，报社将题词刻成木版后，立即拼版，加速印刷。

周恩来写的题词和挽诗，不是新闻稿，但又具有极强的新闻性和暗示性，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新闻报道。

天刚蒙蒙亮，工作人员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分途把报纸发送出去。

清晨六点多钟，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送达读者手中，贴满大街小巷的阅报栏。

等到别家报纸开售，重庆各界人士已经读了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在议论纷纷了。

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报纸销量从平时的一千份猛增到五千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此事，令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立即派大批宪警特务，四处撕报，追捕报童，搜查订户，闹得满城风雨。

有的外国记者甚至以80 元代价抢购一张当天的报纸，皖南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世界各地。

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周恩来还专门找了《新华日报》的章汉夫、徐冰和南方局军事组织的李清、薛子正等，在叶剑英主持下，研究、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由《新华日报》19日赶印成传单散发。

《真相》聚集了众多能人的智慧，材料扎实确凿，说理透彻，一目了然，皖南事变顿时大白天下。

在此期间，《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先后五次致函国民党当局，就报纸遭受严重迫害提出抗议。

国民党中宣部亦不得不复函称：

“已批复对《新华日报》予以保护矣。”

后来，毛泽东还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

“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新华日报》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行为之后，中共中央连日向重庆南方局发出指示：

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政治上全面揭露蒋的阴谋，惟仍取防御姿态；军事上先取防御战；组织上准备撤消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

恩来、剑英、必武、颖超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新华日报》应缩小版面，每日出半张，对办事处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

收到中央指示后，周恩来等人召开了南方局会议。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他表示：

我要坚持到最后。

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肯定。既然继续留在重庆，斗争就要继续进行下去。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提议:

一、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

二、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退还枪枝器材；

三、控告顾祝同、上官云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

四、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任何乱命。

同时，周恩来还建议:

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一面声援新四军，一面表示坚持抗战，保卫西北，要求发饷发弹，保护交通，抗议撤销驻桂林办事处；并由延安发表一个广播谈话，并印发各地。

周恩来、董必武的这些提议和建议均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还在重庆广泛地同冯玉祥、黄炎培、侯外庐、翦伯赞等社会各界人士接触，以争取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英美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来是赞同的，但又害怕由此引起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

为此，周恩来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进行了面谈。

英内阁收到卡尔报告后，告诉蒋介石说：

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直接提出要见周恩来。

见面中，周恩来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而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

居里表示：

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

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发生骤然变化，对国民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使蒋介石、宋子文等人“甚以此为虑”。

除了和国际政界人士接触外，周恩来还格外注意与国际媒体的联系。

他发电报给之前曾经来华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

斯特朗立刻通过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在延安，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

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1月17日的命令。

会议决定：

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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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起草的命令手稿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让中外人士看到新四军还在抗日战场上坚持作战。

1月22日，中共中央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十二条根本办法，包括要求严惩何应钦等人，释放新四军被扣、被俘人员等等，周恩来又以解决这十二个问题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条件，提交国民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坚持抗战。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

弹压共产党使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人也对蒋介石、何应钦的举措表示不满，忧虑国内前途。

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主角阎锡山、胡宗南等，在这次反共事件中，也站到了中间派立场。

旅港进步人士张一麟、金仲华等400余人，为皖南事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美洲洪门致公党总监司徒美堂、阮本万等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请两党领袖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

马来西亚陈嘉庚代表3100万侨胞为皖南事变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

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致电蒋介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晓以利害。

此外，英国、美国和苏联等国大使和特使等，都先后会见蒋介石或国民政府要员，就皖南事变劝导停止冲突或提出质问。

此时，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

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乘势将调集的三十万大军指向豫皖苏地区，企图“肃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军、新四军，然后深入苏北、山东，以达到“驱逐”华中我党武装至黄河以北的目的。

正在这时，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1月26日，日军以五个师团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犯，将15万国民党军包围于平汉路以东。

两军主力在信阳一带发生激战。在日军出其不意的进攻下，蒋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变成抗日部署，数万大军仓皇从“剿共”驻地撤回。

3月7日，《新华日报》根据南方局决定，发表《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被检扣，报纸坚持发表标题，并刻意“开天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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